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行政诉讼法学”相关记录172条 . 查询时间(0.988 秒)
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新增了给付判决和补救判决两种判决类型，学界由此开始注意到公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本土应用及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可能的实现路径。作为一种本质以自然上回复原状为目的的国家责任，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产生有其德国法上特殊的制度背景，而其理论基础可由宪法条文出发，呈现出一种以主观公法权利为保护对象的权利保护阶层关系。借助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的分析，结果除去请求权应定位于权利保护第三层次上的权利...
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6条、第78条明确规定了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行政诉讼补救判决。上述法条用“可以”和“或者”对补救判决的作出予以规范，即以授权性规则形式赋予了法院在补救判决适用中的司法裁量权需要有一项合理原则标准予以规范，明确行政诉讼补救判决的请求权基础则可以为该司法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一项合理原则标准。作出行政诉讼补救判决的请求权基础包括信赖利...
我国实定法从未以某种一般性标准统合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所有情形。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倾向于宽泛地理解“利害关系”标准的适用范围，但将该标准适用于某些类型的案件，颇有错位之感，且易使该标准的解释走向混乱。从当前实定法出发，应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区分为三个层次，即行政相对人的原告资格、行政行为相关人的原告资格以及基于客观诉讼契机的特殊情形。行政相对人通常具有原告资格，但对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应区分不同情...
改革开放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土壤。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等事件为标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短短四十年内经过了萌芽、建立、完善及更新四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应当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推进行政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在宏...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行政契约理论研究保持了持久的历史连贯性思考，研究成果颇丰。对公权力领域何以存在契约，行政契约与行政处分、行政协定及私法契约的区分标准，行政契约的类型化和有名化构建，契约在现代公私合作中的法政策工具化运用，行政契约纠纷的法律适用和一般公法给付诉讼等问题，均做出了系统的理论解析，其成果影响了本地的行政契约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契约理论、制度与其自身的公法及私法体系之...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现行规定仍然存在法律空白，应当通过建构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予以填补。应以行政职权为中心，规定由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形成要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主张不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妨碍要件、职权消灭要件、职权排除要件应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该基本规则具有普适性、明确性和确定性，可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提供稳定预期，也可填补现行制度未规定行政相对人负客观证明责任若干...
复议机关因维持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与原行政机关成为共同被告，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新规定，意在“倒逼”复议机关依法积极、负责地开展复议工作。但这只考虑了复议机关做“被告”的价值功能，没有反映出复议机关做“共同被告”的价值功能。复议机关在做共同被告时既是被告也是共同被告，故其制度设计要能兼顾两种价值功能。不同类型共同被告的价值功能各有重点：因同一行政行为产生的共同被告，其价值功能主要在于方便...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持续发挥治理实效的关键，应当是激活地方横向监督机制，而非消解制度发展的“国家化”。利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表明，基于“国家化”路径发展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试点期间显著降低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发挥了治理实效。未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不仅应注重以多样化方式扩大社会主体参与，更为关键的应是继续提升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对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要求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实践证明...
党政合设合署是中共中央2018年2月明确提出的机构改革举措。当下，这一改革已经展开。此次改革中党政合设合署的范围有限，今后也不可能大量出现党的机构直接、独立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现象，但并不排除此类现象的发生。党政合设合署后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可能更为强势，也会带来党的机构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同时如何做到权责统一的问题。为此，需要将党的机构以其加挂或保留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作为行政诉讼中的适格被告，将其进...
保护规范理论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权力分立体制和高度重视权利保障之司法传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存在较大的逻辑断裂和价值张力。一是行政诉讼的主观诉讼功能定位，尚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二是保护规范理论蕴含的个人主义假定与个人在我国公法上的积极能动的法权地位也不一致；三是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可能造成司法保护范围的限缩；四是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所要求的基本权利的辐射效力、敏感于权利保障的法解释技...
律师参与是行政诉讼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支点。通过特定范围裁判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律师代理率的局部差异比较显著。经济能力、权力压力、维权意识、权利类型等影响因素的二元回归分析显示，各地的律师参与水平受到市场供需和法治环境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存在一个原告律师代理率的“区域阈值”。律师代理的实效性分析表明，律师的专业服务总体上对行政诉讼制度运行产生了积极作用。基于上述局部差异、影响因素与实效...
定位中国行政诉讼的性质和功能，需要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探究其法理基础。根据一般公法理论，行政诉讼的主要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该条款为行政机关作被告提供了宪法依据，但无法由此推导出公民向司法机关提请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国宪法结构中司法与行政的功能定位不同于一般的权力分立模式，由司法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追问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合宪性，必须超越传统的法治观念，结合中...
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受案范围、举证责任、诉前程序等方面，行政公益诉讼都与普通行政诉讼有巨大差异。行政公益诉讼虽被置于《行政诉讼法》之中，但后者无法为前者提供一套有效的适用规则。必须在《行政诉讼法》之外另行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规范体系。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分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行政诉讼具有主观诉讼倾向，以权利救济为目的；而行政公益诉讼则是典型的客观...
不动产登记争议的解决是一个久病难医的问题。基于“不动产登记是行政行为，行政争议应走行政诉讼”的普遍理解，不动产登记争议大量进入行政诉讼渠道。然而，行政诉讼无法实质性解决相关争议，新《行政诉讼法》所肯定的“行民一并审理”也近乎虚设。登记行为的性质和诉讼途径的选择需要反思。在《物权法》所确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下，登记行为已褪去行政管制色彩，旨在公示公信。登记虽属广义上的行政行为，但不属于行政决定，传统行...
在《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中，合法性审查中的“法”是指作为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参照的规章以及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基于法规范的滞后性、局限性，司法实践已经将合法性审查中的“法”扩展到了宪法、习惯、判例和法原则。基于解决行政争议的需要，应将“政策”“情理”纳入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范围。基于合法性审查中的“法”的外在视角，应将政策作为合法性审查中“法”的补充；基于合法性审查中的“法”的内在视角，应将情理...